当时的阿拉贡王国分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三部分，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泰罗尼亚。
总而言之，在对行政法的司法创新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例子也来自发达的地区。然而法院扩展了因果链条的解释，做出了对政府不利的判决。
一位T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领导说，一项司法建议能否有效，关键在于这项建议说什么、向谁说、怎么说。事实上，司法建议的一些非正式的特征反而能更好地传递信息。[7]在第三起案件中，一名员工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电动车所伤。但是关于文化遗址的问题，你局必须严格遵从省政府的批复。[13]See Cai Yongshun，Civil Resistanc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The Defense of HomeownersRights，in E. Peery and M. Goldman，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93.[14]这起案件的审理法官告诉我，这一决定并没有什么原因，近十年来这种现象只出现了一次。
因此，行政法可能被边缘化了。而社会稳定目标、产业结构的转型、行政机关的权力与资源、法官职业化程度等，都是影响法治发展的重要因素。2004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新方针。
截至2009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 1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 87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 04 万个，基金会1843 个。20 世纪80 年代，公民权利立法偏少，而且权利限制较严，如《集会游行示威法》。遗憾的是，虽然《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等多部法律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但实践中这项制度却并未发挥实效。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 《社会管理条例》列入修订计划。
到2002 年6 月，全国有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发布规则、文件等形式，制定了各级行政机关实行行政责任制的制度。2012 年《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 粤发［2012］ 7 号)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 粤府办［2012］ 48 号) 、《关于确定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的指导意见》( 粤民民［2012］ 135号) 又相继印发。
问题在于：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如果操作不好，极容易过度。在相互碰撞中，终于在2004 年开花结果。从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角度认知，社会组织的角色正在由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转换。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 严打政策也逐步推广开来。
例如全国人大的职权是固有的还是来自于宪法授权？ 国务院的职权全部是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还是部分固有、部分授权？ 授权的权限、原则和程序是什么？ 这些问题至今也无定论。单个要素如果能和其他要素发生良性互动，则社会的变迁就会相对顺利。在此基础上，2012 年6 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 年) 》则进一步深化了前期的工作。若文革没有发生，是否有这一调整尚难预料。
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例如从1997 年4 月到2000 年12月，中国社团经历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3)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行政主体风行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
以开发区为例，从2003 年起，开展了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行动，到目前为止，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随着双重管理体制的改变，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具体化，社会组织与国家机构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突出了。
但是民主有多种表现形式，确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即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有学者提出了矩阵的模式： 打破传统的科层制，建立以公共事务为依据划分中央、地方职能的矩阵式思路。一种有益的思路是，找准着力点，理出改革的先后顺序，查清各自的关键要素，使各项要素齐头并进。其次，开发区中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不协调的。但这是以强有力的司法权力作为后盾的，我国现阶段还无法采用这种方式。三是首次在法规中明确了行业协会的具体职能是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这为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民法院制约人大及其常委会很难，主动接受对方的监督却是生存之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 法发［1998］ 26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来信暂行规定》( 法发［2000］ 第32 号) 等文件显示了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诚心。最后，开发区设置的国家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如何协调发展，也是问题重重。
人权的社会化刺激着公民权利，人权的国家化又改变了中央高层的认识。以法律解释为例，1981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初步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两高三者共同解释法律的体制。
1989 年，《行政诉讼法》顺利通过，是加强国家机构相互制约的重大事件。从1994 年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政府、陕西省富平县政府、甘肃省敦煌市政府相继尝试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种占据优势的观点认为，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应该成为有独立自主权的公法人。30 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公民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变化也是在它与国家机构的互动中发生的。( 三) 从分工合作到加强制约虽然三权分立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原则，但是国家机构之间权力的相互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1991 年，国务院发布了人权白皮书，正式认可了人权的提法，并表明了我国的人权观。
2008 年《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粤办发［2008］ 13 号) 在提到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时，明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根据本《意见》，对各自承担的职能进行全面梳理和分解，提出职能转移具体方案，并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部门三定规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规定) 中明确职能转移事项，将政府各部门不再行使和可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事项分离出去。国家机构相对于公民权利除具有工具价值外，也有自身的独立价值。
2010 年，该法终于得到了全面修改。因此，除有关刑事、民事和国家机构方面的法律以外的法律议案，都是由国务院及其部门起草。
中央国家机构与地方国家机构的关系作为央地关系的横断面，清晰地反映了其间的各种变化。另外，我国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也促成了这种办事风格。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年6月 进入专题： 国家机构 社会变迁 。政府既要依法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登记管理，又要积极扶持和促进其发展，逐步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可以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的相关业务职能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保障其依法独立地开展活动。总之，新修订的《条例》，就是要厘清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团成为自律的自主管理组织。( 二) 从行政调整到法律调控从联邦制国家的经验来看，采用司法手段调整纵向国家机构关系是主要的方式。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是地方国家机构获得实质性权力的开始。经过这次整顿，全国社会团体总数由近20 万个减至13. 6 万个，其中注销4. 7 万个，撤销1. 2万个，全国性社会团体由1849 个减为1500 多个。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即八二宪法产生之前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片面地理解民主集中制、突出集中的一面长期存在，但是后来实践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出现了从集中走向民主的趋势。对此我们没必要悲观，因为制度的闸门一经打开，要想回复从前断不可能。
八二宪法和过去三个宪法相比，在章节设置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即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八年宪法的报告》中，彭真同志对这个修改事项没有解释，但宪法学人普遍认为这是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宪法原理的重大事件。行政区划的调整是观察这层变化的良好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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